王文静教授：数位化对佛教传播带来的出路出炉

王文静认为，杂志在未来的时代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不符合全媒体时代的需要，即要以社群为基础，以社群的需求去提供全方位且融合的服务。

    心     闻     串     烧    

王文静教授：

数位化对佛教传播带来的出路出炉

王文静教授以花卉来形容媒体机构的载体和内容，

即内容是花心，载体为花瓣。

报 导 · 廖 德 莱

1781年英国《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顺利出版，象征通俗杂志出版的伊始，而“杂志”一词在阿拉伯文为仓库之意，即杂志是由多篇文章整合而成的作品，如今过了200多年，迎来了数位浪潮，王文静呼吁，媒体机构及出版业者必须重新看待杂志、报纸、电视等载体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台湾前商周集团执行长兼总编辑、台大新闻研究所教授王文静认为，数位化和行动装置带来了（资讯）碎片化和方便性，使人们缺乏耐心、感到焦虑、节奏快及更依赖手机，而面对这样的环境和需求，传统媒体首先需要思索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其二是进行组织架构整合及分工，其三是多元人才的应用与培训，才能使载体继续生存。

她坦言，杂志在未来的时代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不符合全媒体时代的需要，即要以社群为基础，以社群的需求去提供全方位且融合的服务。

她在8月1日《智慧恒久远──从e普门谈起，佛教传播路向何方？》线上讲座上建言，媒体要去思索自己的社群和受众需要什么？目前阅读杂志的人以怎样的心情去看杂志？自身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杂志的呈现方式为何？哪些载体要留下或替换？哪些产品与服务是可以收费等。

静下心回到消费者导向

“若媒体现在不去处理（上述问题），（载体和内容）早晚会被使用者淘汰，这是现实的状况。”

王文静认为，媒体机构要取舍受众、客户及社群，不是全部对象和载体都要取，而是取受众的状态和载体，而每家机构的受众和模式不一，这是没法完全拷贝，且拷贝了也可能活不了。

“要静下心，回到消费者导向，看哪些载体是有意义，哪些载体可能需要放弃，哪些可成为主角或配角，然后让它成为品牌，再由品牌发展载体的轻重。”

她举例，佛光山有出版、报纸、电视、杂志，理应把这些视为全载体，即一源多用，同时把这些平台内容进行重整，包括会议和组织架构，但大家各自打战容易，要合起来作战是具有挑战的，所以重整的决心是成功的关键。

另一方面，王文静以花卉来形容媒体机构的载体和内容，即内容是花心，载体为花瓣。

“媒体需要调整生产端，把不同载体的一组人员变成中央厨房，再做部分因应载体的客制化和分工，换言之，这是整个组织架构天翻地覆的革命，但大多数组织不敢去做相关调整，或者有些转型不果而出现状况。”

掌握载体的意义和价值

她提起某次和国际女性出版商聊天的经验，供大家参考。

“对方买了好几个女性国际品牌，而这些品牌在数位的内容全部集中在中央厨房处理，有一定比例（内容）是一致的，但是进入各载体的时候，会稍微改装，以符合相关媒体和品牌的个性。”

掌握了载体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媒体内部的架构重组和中央厨房的设置，接下来就是人才是否到位和执行的问题。

在王文静的看法，上述三种元素缺一不可，人才的能力包括教育和培训他们未及的能力，以及如何吸引外部人才进来机构，以协助重整的工作。

对于有些媒体机构以为把内容搬上数位和手机化就作为数位浪潮问题的解决方式，王文静强调，若没有依据这个载体的特性去处理内容，人们依旧不会选择来阅读，所以这不是载体的改变，而是时代、消费行为、吸收知识和信息的状态改变，要以此来解决根源。

“我很清楚消费者不需要我们（媒体）的时候，只是砍更多的数目（盈利），没有多大的意义。早年每一期的商周出版都会要求退货，而这样的日子过了7年，一年51期，每个礼拜都被（市场）否定，然后还要销毁退回纸本。”

“后来我们做了重要的转型，依据其订户是台湾最有影响力，以及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一群人，在3年前有了商周CEO学院，让商周不再仅是一本杂志，也是CEO的学校。”

王文静说，当商周跨越到办校时，思考要购买现成的材料和产品，抑或从既有的核心能力去发展课程，而跨入教育非商周擅长，但仍花了一些心力把财经知识，领导管理转为课程。

把书籍出版对比杂志，她认为，书籍因其论述深，所以挑战最大，而书籍要走视觉的精致化，从平装再度走向精装，要予人有保存的价值，当然能售予更高的价格，但未必所有书籍出版商都能做到如此精致。

此次线上讲座也邀请了佛光山新马泰印教区总住持兼《普门》杂志社长觉诚法师、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校长尤芳达、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曾毓林，一同畅谈‘今人阅读模式改变，纸媒也朝数位发展求存，数位化对佛教传播带来的挑战和影响何在？'，主持人是马佛光文化总编辑沈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