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姜查传｜莲花中的珍宝—19

阿 姜 查 · 须 跋 多 传 之 ｜19｜

《莲花中的珍宝》

• “隆波是一个思想那么自由开放的人，可是同时却又持戒那么精严。这实在是个令人迷思的矛盾。
• 我可以看到隆波的心没有极限。通常，执着戒条令你担心重重而失去自信。可是隆波却容光焕发。很明显的，他不是那种守着一大堆戒然后忧虑自己是否清净的人。他是从修行中得到自由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 “巴蓬寺的教学法是把你放在一个环境，在这里你可以反观你的行为、异议等。你开始看到在这种环境中自然会生起的意见、观念、成见、执着。隆波再三强调需要省思事物的本来面目。我觉得这点最受用，如果你像我那么自我中心和顽固的话，那你就真的需要开放思想。在这方面，我认为隆波的教法就清楚和直接多了。
• 隆波的教学不限制于某些特定的法门，而是包含一个完整的训练系统，提供一个环境或条件，只要是正统的修行方法就能得到成果。”

 6 

——· 当西方遇见东方 ·——

6.2 》第一个西方弟子

           —— 阿 姜 苏 美 多

一九六九年，巴蓬寺有个在东北部上端行脚叫宋迈（Sommai）的比丘，带了一位比他高出整个头的老朋友一起回来。这个乍到的比丘高六尺三吋，金黄的头发，一个三角形的鼻子，还有一双澈蓝的眼睛。寺内即使是最自制的比丘，也无法不悄悄地望上他一眼。他的名字叫苏美多。

十年前的韩战，两人穿着满是绉痕的白色海军制服第一次相遇。现在，他们又很凑巧的穿着比丘黄色的僧袍再次碰面。他们是在湄公河岸旁，阿姜苏美多最近出家的寺院遇上的。两个人叙述了离别后彼此的际遇。阿姜苏美多告诉宋迈韩战后他如何回去伯克莱大学考取亚洲研究的硕士学位，毕业后随和平军到婆罗洲当英文教师。之后在曼谷法政大学待了一阵子，在附近的大界寺（Wat Mahadhatu）学习禅修。此时，他那在韩国种下的学佛因缘成熟了——他决定出家。

现在，经过了好几个月的闭静禅修，他开始对寺院的生活有些厌倦，觉得自己需要比较全面的修行。而宋迈比丘对巴蓬寺的描述来得正是时候，让他鼓舞。他的戒师很慈悲的允许他离开。于是，两个比丘就一路行脚上乌汶。阿姜苏美多感到“仿佛是被磁铁吸引了一般”。

这个磁场继续吸引着他。最后阿姜苏美多待了十年，期间成为西方僧团联系的核心，创建了国际森林寺。随后到英国南部的奇切斯特，在那里开始了巴蓬寺九个海外分院的第一间。

有人问隆波，他与西方人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因缘，使到那么多人成为弟子。隆波回答，他对西方的认识止于出家前看过的西部牛仔片。“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小时候有一次和朋友去看一部牛仔片，戏中有个角色是个抽烟的大块头，他的个子高大得慑住了我。哗！怎么可能有那么高大的人？那个形象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所以很多西方人到来。要说因缘，这就是因缘。

苏美多来到时，他就像电影中的牛仔——那么长的鼻子！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心里在想，‘这个比丘是个洋人’。我告诉他我曾经在影片里看过他。

这是就是因缘。这是为什么我有那么多西洋亲朋好友。我甚至不会说英语，可是他们还是来了。我尝试根据我所知道的法来教导他们。他们不知道泰国风俗习惯，这点并不重要。我不刻意要怎样，事情自然发生。我只是协助他们——这是关键”。

当阿姜苏美多要求成为学生时，隆波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他必须融入泰国比丘僧团，不能期望任何优待。

“在泰国的其他寺院，作为西方比丘意味着我可以得到一切最好的。我可以不必做比丘应该做的工作或者其他杂务：‘嗯，现在我正在禅修，没有时间扫地。让其他人去做吧，我是个精进的禅者。’

可是当我抵达巴蓬寺时，人们说：‘他是美国人，不能吃我们的食物。’

隆波说：‘他得学习适应。’

我不喜欢分配到的禅修茅蓬要求换另外一间时，隆波回应：‘不行！’

整个修行的方式是你必须遵守规矩。当我问隆波是否可以不必参与他的开示，因为根本听不懂。他只是笑着说我必须和其他人行动一致。”

巴蓬寺的道风和阿姜苏美多所熟悉的其他道场很不一样。以前住过的寺院，他单独一人住，在自己的茅蓬经行静坐，一心专注于禅修。唯一的外在接触是每天跟老师的小参。有一段时间这种修行模式为他带来利益，可是不久他开始疑惑，长期的话这样的生活方式能支撑多久。他觉得他的出家生活缺乏毗尼耶的训练。

“巴蓬寺强调集体活动，依照规矩一起工作、一起用餐等等。我知道如果要过比丘生活，我需要接受僧伽教育。这是之前我待过的禅修中心所缺乏的。隆波给予的是一个生活环境让我修行，在寺院的传统中修习明觉心。我知道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纪律和约束。

对于任何形式的权威，我都有一股极端冲动的抗拒。在海军的四年里，更养成对权威与阶级的反感。而加州伯克莱大学的那几年，基本上是我过着‘自扫门前雪’的生活。这是来泰国之前的情形。完全没有要服从任何人，或生活在任何形式的纪律之下的想法。可是在巴蓬寺，在很多时候都不赞成或喜欢，但没有任何权力的情况下，我必须依照传统过活。我对拥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有很强的意识，可是对服务别人就没有什么概念。当侍者似乎是承认你比较卑下。所以我认为寺院生活对于修习服务和奉献僧众有很大的帮助。

吸引着我的是隆波是一个思想那么自由奔放的人，可是同时却又持戒那么精严。实在是个令人迷思的矛盾。在加利福尼亚，自由意味着不受限制，做任何你想做的。在我的文化背景里，道德约束和纪律，所有的这些条规和传统——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听起来就像是受到恶魔的镇压，你被贬得那么的低下。

所以我对像巴蓬寺规矩那么严峻寺院的第一个反应是压制感。可是我对隆波的感观则是他的行为虽然总是在戒律的框架内，但却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不是来自喜欢做什么，而是内心的自由。在观察他时，我开始着眼于如何应用毗尼，不是为了压抑或隔绝自己，而是为了自由。这就像是个机智难题：你要如何遵照约束和出离的规制而又利用它们来达到自由？

我可以看到隆波心没有极限。通常，执着戒条令你担心重重失去自信。可是隆波却容光焕发。很明显的，他不是那种守着一大堆戒然后忧虑自己是否清净的人。他是从修行中得到自由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隆波询问了阿姜苏美多的禅修。对于他的方法，隆波只是咕哝一声表示正确，只要他从中受用，就允许他继续使用。对此，阿姜苏美多深为感动，并得到肯定。方法不是重点。很明显的隆波的教学不限制于某些特定的法门，而是包含一个完整的训练系统，提供一个环境或条件，只要是正统的修行方法就能得到成果。这正是阿姜苏美多所需要的。

“你必须追寻和你相应的老师。我之前待过其他地方，但没有特别契机的。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有个老师，我是个相当独立的人。可是对于隆波，我直觉我们之前有着某种感应相契。巴蓬寺的教学法是把你放在一个环境，在这里你可以反观你的行为、异议等。你开始看到在这种环境中自然会生起的意见、观念、成见、执着。隆波再三强调需要省思事物的本来面目。我觉得这点最受用，如果你像我那么自我中心和顽固的话，那你就真的需要开放思想。在这方面，我认为隆波的教法就清楚和直接多了。

由于之前已经很抑制，我实在需要某些方法，坦诚和清晰的面对自己，而不是再继续抑制真正的感觉，强迫这颗心进入更深细的境界。隆波对各别比丘的需求也非常清楚，所以能应病施药，不会僵硬的用一个法门套在所有的人身上。他觉察到你必须替自己评估需要什么。我是这样看他，他也这样影响我，他就好像是架设一个背景荧幕，播放着我的生命，让我能够从中反省。”

尽管阿姜苏美多欣赏巴蓬寺的教学风格，可是要融入还真不容易。除了显而易见的语言、文化、气候、饮食之类让他饱尝挫折和艰辛之外，很讽刺性的，他开始对出家律感到疑惑。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开始绘制出一幅视野，融通无碍的景象；对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觉得不耐烦。在他看来，为了实践毗尼，就得对鸡毛蒜皮的小事吹毛求疵，无端指摘。

“即使是我可以掌握语言，听毗尼耶的诵念仍然是那么的烦恼枯燥。你会听到一个比丘如果袈裟有条裂缝距离摺边多少寸的话，他就必须在拂晓前必须缝起来。我不断在思考，‘这不是我出家的目的’！我陷入这些微细繁琐的律文中，试着算出我袈裟上的裂缝是否离摺边有四寸，我是否必须在黎明前把它缝上。那些比丘甚至对敷地坐卧的布——坐衣的边都争论不休！

来到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跟不同性情、烦恼、个性的人，还有某些当时看来没有我那么发心的人相处时，令我感沮丧。”

毗尼耶中有制定一些弟子应该如何服侍师长的义务。其中一项是师长托钵回来后替他洗足。在巴蓬寺，隆波托钵回来时，有二三十个出家人等在斋堂的洗足浅池前，急着替他洗脚或抹脚表达敬意。开始时阿姜苏美多对整件事感到荒谬。每天当那些出家准备替隆波洗足时，他就冒烟。就是这类仪式使到他和僧团格格不入。他觉得愤怒不满。

“可是接下来我聆听自己然后思考,‘这是一种不愉悦的心态。有什么真的是那么令人沮丧吗？他们并没有强迫我这样做。一切都没问题，三十个人去洗一个人的脚并没有犯错啊，这又不是不道德的行为，况且他们还满享受呢。或许他们喜欢这样做，嗯，可能这样做也很好吧。或者我也应该这样做。’

结果第二天，有三十一个人冲着去洗隆波的脚。一切都没问题。感觉真好——我里面讨厌的东西熄灭了。”

虽然佛陀把毁谤或称誉等称为‘世间法’，可是即使是最发心和厌离的求道者亦难以免离。刚到巴蓬寺的日子，阿姜苏美多受到诸多的赞叹。 在佛教的传统里，为了修道自愿出离欲乐是受人尊重的善行。阿姜苏美多为了出家而做出的牺牲激励了寺内的同修和信众。离开美国而披上袈裟，他不但放弃了泰国东北部乡下农民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还选择了全国最严峻刻苦的森林道场来修行。

保守的东北部人——他们的安全与福利感主要维系于保存传统文化——对于阿姜苏美多能够离乡背井，那么投入适应新的气候、语言，还有最难得的——食物，感到敬佩。他们受到他修行的精进与投入振奋。作为唯一的西方人，无论去到哪里，他都成了隆波之后最受瞩目的聚焦点。

另一方面，泰国人似乎天生就适合禅修，修持念住轻易上手。在他们眼中，阿姜苏美多充满热忱，形式上模仿修行，可是以他们的标准来说，他同时又是那么的笨拙迟钝，这令他们困扰。不过，这些最多成为他们私下关切的笑料，只是有些调侃倒是含着敌意的害怕、妒嫉和怨恨的。阿姜苏美多对于这些关注多少有些偏执和享受，同时感到不自然。

“他们会问‘你几岁了’？我回答‘三十三’。跟着他们会惊讶：‘真的？我们还以为你已经六十多了。’

接下来他们会批评我走路的方式：‘你走路的方式不对。走路时没有正念。’

我会收下这些僧袋然后放下，不加以重视。

他们会说：‘正确放下你的僧袋。像这样拿，折好，然后把它放在你身旁。’

我吃饭的方式、走路的方式、讲话的方式，一切都成了批评和笑话的对象。可是，某些东西让我待下来和忍耐过关。我学会如何遵从传统和戒律——这花了我好几年的光阴，真的！因为强烈的抗拒感一直存在。不管怎样，几年下来，我开始明白毗尼耶中的智慧，我的平等心增长了。”

6.4》开 示 佛 法

由于阿姜苏美多的知名度，加上他的泰语越来越熟练，巴蓬寺的信徒很自然的渴望听他弘法。阿姜苏美多到这里四年之后，隆波认为是时候给他一项新的训练——开示佛法。一个晚上，在探访另一间寺院时，隆波给阿姜苏美多一个意外。在没有预先知会的情况下，隆波要他给予前来欢迎他们的在家人开示佛法。想到要登上法座，对着一大群听众，以自己还不是很熟练的语言即席讲演佛法，就让他心里打退堂鼓。他愣住了，然后很礼貌但坚决地回拒了。可是，基于对隆波的信心，并且了解到这样做只不过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挑战，他改变了想法。所以当隆波‘邀请’他在下个斋戒日说法时，他默然答应。

阿姜苏美多很清楚的知道，隆波认为说法不应该预先计划如何开示，可是他没有把握。那时他正好在读着一本关于佛教宇宙观的书，把不同的心理状态对应不同的生命形态来诠释。于是他为即将带来的演讲作了一些笔记。

斋戒日很快来临了，阿姜苏美多也作了一场佛法开示。虽然他会用的词汇相当少，口齿不流利，不过一切看来还顺利。他松了一口气，并且颇为自得。隔天，比丘与在家人们前来向致意，称赞他的开示。他内心期望着将会沐浴在老师温暖的赞叹中。可是当他去隆波的茅舍顶礼时，被倒了一盘冷水，寒到心窝里头。以平静的声调，隆波说：“再也不要这样搞了。”

阿姜苏美多觉悟到，隆波从他的眼中知道他上台前预先思考如何演讲，所以虽然那是一场理性、有趣和增长知识的课程，但不是佛法开示。只是思想和聪辨。重点不在于那是一场‘好的演讲’。

要养成开示佛法的正确态度，一个比丘还需要有够厚的脸皮。有一晚，隆波要阿姜苏美多开示三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他已绞尽最初的题目，开始扯远找话题。他稍停顿、重复说过的、然后漫无边际的自言自语。他可以看到听众们厌倦、烦躁、打瞌睡、离席。只剩几个虔诚的老妇女从头至尾坐在那儿——闭着双眼——仿佛是旷野中盘根错节的老树。

过后，阿姜苏美多反省道：“这对我是个珍贵的经验。我开始领悟到隆波要我做什么——观察这个自我、形象、自尊、主见、抱怨、懒散、不想受关注、对满足的渴望、对娱乐的追求、对得到肯定的欲望。”

四年来阿姜苏美多是巴蓬寺唯一的西方比丘，直到一九七一年，两个美国比丘在这里度雨安居。其中一个是伯恩斯医生（Dr. Douglas Burns），是位在曼谷执业的心理医生，他打算在这里度安居时短期出家。另一个是杰．康菲尔(Jack Kornfield)，法名苏诺（Sunno）。到过缅甸和泰国各处的道场参学，回国后还俗，成为美国内观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老师。 两个人在巴蓬寺待不久，可是对后来的发展却都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度过短暂的出家生涯之后，伯恩斯回到曼谷，向任何有兴趣出家的西方人介绍他们跟随隆波生活。第一代到来乌汶的西方弟子中有好几个就是他介绍过来的。

在隆波座下参学几个月之中，康菲尔详尽的纪录下他所受到的指导。这就是后来一纸风行的《关于这颗心》(Fragments of a Teaching and Notes from a Session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中译编入《阿姜查的禅修世界》) 。再后来，康菲尔在美国日渐出名，他不断提及隆波，向西方人推介他。当康菲尔与还俗了的保罗．布里特（Paul Breiter，法名法拉般若,Varapanno）合着的《平静的林湖》(Still Forest Pool)——隆波的法语集——出版之后，西方对隆波也就更加熟悉了。

隆波的摄受力和感动激励西方弟子的的教化能力很快就广为流传。不过，如果巴蓬寺因为隆波而成为泰国最出名丛林的话，那么西方求道者之所以会发长远心过出家生涯，阿姜苏美多的存在可算是个决定性的因素。阿姜苏美多在没有西方人的陪伴下度过好几年苦行生活，并且很明显的从这修行中得到许多受用。他是个榜样，证明了这是可以做到的事。他是个翻译员、师兄，而且——虽然他抗拒这个过程——也越来越像个老师。

法拉般若比丘来到巴蓬寺时，隆波刚好外出几天。他与阿姜苏美多的相遇对他留下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森林中宁静的晚上坐在门廊边，我觉得这个地方超越了世间的苦和混乱——越南战争、美国还有世界各处那些无意义的生活、我从欧洲走到亚洲来，一路上遇到的那些人，他们多么诚心希望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可是却一无所获。在这里，这个人似乎找到了。看来其他人也完全可能做得到。”

一九七二年，西方僧团人数，包括比丘和沙弥共有六人。隆波决定让他们去金刚光明洞度雨安居，那个分院距离一百公里以北，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山上，俯视东北部乡下平原。性格的冲突引发了痛苦，远离了隆波教导的指引，令阿姜苏美多搞到焦头烂额。

“开始时我对要承担这个责任感到不满。从个人角度而言，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与西方僧众共处——我已经适应了与泰国比丘相处，习惯了这种文化和模式。可是西方僧团的人数不断增加。伯恩斯医生和康菲尔一直鼓励人们前来。

西方僧团在金刚光明洞度过恐怖的安居之后，我开溜了。去东南部的一间寺院过雨季，然后去印度。在印度时我得到一个非常强烈心开意解的体验。我不断思念隆波，对他的恩惠深深感激，还有我怎么可以不告而别。我决定回去服务，很理想化的‘将自己交付给隆波，做任何他要我做的事’。

我们刚在靠近柬埔寨边界的蕉园建了一间令人畏惧的寺院，没有人愿意去住。我可以去那里过迦絺那功德衣节，我比那儿所有的树都还高。所以在印度我决定接过蕉园寺。对自己有浪漫的想法。可是当然，回去时隆波拒绝送我去那里。到了年杪巴蓬寺住了整大班西方人，隆波要我回去担任翻译。

基本上我信任隆波，因为他是那个把我推上我凭一己之力无法达到的境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