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域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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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龟兹
在葱岭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各有一系列沙漠绿洲接连起来的通道，是沟通东西方关系的主要管道，也是佛教输入中国的主要路线。北道以龟兹为中心，南道以于阗为中心。
龟兹，梵语Kucina，就是现在的库车（Kucha），位于新疆天山南路的重要都域，中国史书称它为龟兹，佛经中则有丘兹、归兹、屈支、屈茨、邱兹、拘夷、曲先、苦叉等诸多的名称。龟兹居民多属于雅利安人种，王室以“白”为名，势力强大，文化进步。唐朝置龟兹为都督府，安西都护也曾驻治于此。自南北朝到唐朝，活跃于中国的出家人中，凡是姓“白”及“帛”的，多半是该国出身的。
据推断，佛教传入龟兹，最晚应该在公元一世纪时；到三世纪时，当地佛教已隆盛到极点。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中国。如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原本就有类似龟兹语的传本。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由于魏晋南北朝以前，龟兹是佛典的传播中心，很多佛经由龟兹传入我国，或由龟兹沙门直接参与汉译工作。如曹魏时，龟兹王子帛延参与支施仑译出《首楞严经》；又如西晋时，竺法护手执胡经，口宣《正法华经》，就有龟兹居士帛元信参校；僧纯曾经从龟兹的佛图舌弥之处获得戒本，从那些戒本及授戒法才确信戒法是如来所制，经过传译后，汉土戒法也就从此开始盛行。佛图舌弥在龟兹的佛教地位极高，是东晋时（公元四世纪）来到中国的小乘佛教论师。自公元三世纪中叶以来，龟兹的佛教高僧大德前中国传译经典的，包括有僧侣、居士及王子，乃至有的还亲自携带佛典到敦煌一带，他们传教的热忱，由此可以想见，也可以推知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叶，龟兹佛教就已经非常兴隆了。五世纪初，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广译经论，除了《法华经》、《般若经》、《阿弥陀经》等大乘经典外，更有系统地译出龙树中观学派的论书。他的译笔生动简洁，晓畅易解，不拘泥于一辞一义的生涩僵化，被誉为中国的四大译经家之一，对佛法在我国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
鸠摩罗什还没有来到汉土以前，住在龟兹的王新寺，诸王常跪蹲左右，恭听他说法，可知当时龟兹佛教的兴隆气象。另一方面，龟兹佛教所以能盛行于上流社会，主要原因是高僧硕德辈出，并受到国王保护。鸠摩罗什早年在罽宾及沙勒国游学，潜心研究大乘教义，后来在温宿国说服一切神辩外道，声望更隆。龟兹国王白纯亲自前往温宿，将他迎请回国，并为他铸造了金刚座、师子座，上以锦褥铺饰，恭请罗什升座说法。影响所及，社会民众崇法敬僧风气普遍，发愿出家修道者日增。
龟兹原属小乘佛教，后来因大乘论师鸠摩罗什出世，论战小乘教派的佛图舌弥，大乘佛教才渐渐抬头；但鸠摩罗什前来中国以后，龟兹的大乘佛教声势渐低，小乘佛教也就因而顺势成长。唐朝玄奘大师西行印度之际，龟兹虽然已是小乘盛行地区，但是全国上下对于大乘僧侣仍是崇敬备至。玄奘大师初抵龟兹时，国王亲率群臣及僧侣大德数千人前往迎接，隔天迎入王宫，恭敬供养，临别之时，还赠与驼马和脚夫。
唐朝之时，龟兹佛教的伽蓝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各寺僧众极多。到八世纪末叶，龟兹佛教还很活跃，佛教学术研究依然昌盛。但往后的二百多年，龟兹就进入了黑暗时代，在十世纪左右以后，沦为土耳其的领地，龟兹的名称从此不见于史书，而佛教也随之消声匿迹。
整体而言，龟兹虽盛行小乘佛教，但东来的三藏译经师所译出的经典，包括了大乘与密教的典籍，因此可以推知该国也弘传大乘教法。近年来，考古学者曾发掘出许多龟兹语经典及古代遗物。一八九〇年，英籍鲍尔上尉在这里发现贝叶形桦皮的梵文经典的古写本。随后，日本、苏俄、德国等各国学者也多次发现，所出土的龟兹语佛典断片有《大般涅槃经》、《法句经》、《古城比喻经》、《悲华经》、 《十诵比丘戒本》等。
六、于阗
于阗，梵语Ku-stana。又译作于填、于遁、于殿、溪丹。位于中国新疆西部，就是今天的和阗（Khotan）。公元三世纪前后，称为瞿萨旦那，意译作地乳，印度人则称之为屈丹。于阗自古是印度、波斯、中国之间必经的贸易途径，也是东西文化往来的要道。
◆ 毗沙门天王壁画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载，于阗国王自称是毗沙门天（四天王之一）的后代。关于于阗国的建立，有一段传说：相传阿育王的太子遭到阿育王妃陷害，双目被人挖出，阿育王迁怒于身边的大臣，就把他们全族驱逐到雪山以北。这些人在于阗西边自行推举酋长，尊立为王，与东边族人形成对立的局面。后来东西双方发生战争，东方取胜，为了收拢西方的民众，就在于阗地方建国。然而因为国王年老无子，担心断绝后嗣，就向毗沙门天的神像祈祷，结果，神像额头裂开，现出一个婴儿，并且在神像前的地面上涌出乳汁，哺育婴儿，因此于阗国王自称是毗沙门天的后代，并以瞿萨旦那为国号。
在七世纪玄奘西行时，于阗国已大半是沙碛，但是，气候和畅，盛产宝玉及多种矿、植物，人民的性情也温恭有礼而崇尚佛法。另外，还有不少关于于阗国建国的传说，例如《于阗国悬记》所记载：早在迦叶佛之时，佛法就盛行于此地。后来人民渐渐怠惰而不信佛法，使得诸龙大怒，把全国各地化为湖水，直到佛陀出世，来到此地，命令舍利弗及多闻天使湖水枯竭，佛陀入灭后，称呼这里为Liyul，并预言未来这里将会陆续建设城市。
阿育王的时代，曾经派遣九位布教师中的末阐提前往迦湿弥罗传布佛教；公元前二年，大月氏国王也派遣使者伊存来到中国传扬佛教。于阗因为接近东北印度，又是当时西域交通与文化的中心地，因此可以推定，在公元前，佛教已传入于阗。
根据《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行记〉载，北魏使者宋云曾在于阗听到这样的传说：于阗国王原本不信仰佛教，后来，有个商人带领一位比丘毗庐旃前来，对国王说：“今天有一位异国沙门来到城南杏树下，愿王能信受供养。”国王因此受到比丘的感召而信仰佛教，并且建塔供养他。《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提到那位比丘名为毗庐遮那阿罗汉，他来自迦湿弥罗。由此可以推想，于阗的佛教可能是从迦湿弥罗直接传入的。
于阗是中国佛教入传的必经之地，原本盛行小乘，然而到公元五世纪初，盛行大乘佛教，凡传入中国的经典，十之八九都要经过这里，历代以来，它是西域各国与中国最亲善的一国。早期来华的译经高僧，如于阗沙门只多密传来《光赞般若经》；唐代提云般若来中国，译出华严部和密教的经典各二部，其他有《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此外，还有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华严》等大乘经典。唐中宗时，有一位于阗王的质子在中国出家，法名智严，后来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法华经》、《药王经》及《决定业障经》等四部。另外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沮渠京声、达摩摩提、月首婆那等人，虽然不是于阗人，但他们所译的经典原本，如《六十华严》、 《涅槃经》、《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等，都来自于阗。三国时代，朱士行到于阗取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总之，于阗不但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要道，而且是大乘佛教经典孕育的中心。依照近代学者的研究可知，许多大乘经典是从于阗文译成汉文或藏文的。
在《法显传》、《大唐西域记》以及近代的史料记载，公元七世纪中叶，于阗还有百余所伽蓝，僧众至少也有五千多人，大多学习大乘教法。《西域记》载，十世纪以后，回教徒入侵于阗，到十一世纪，佛教已经全然衰颓，加上天灾人祸，往日庄严盛大的寺院、佛塔，全部埋入沙土之中，直到近代中央亚细亚的探险，才在这里发掘出不少的佛教遗迹与珍贵史料。
于阗的语言属于伊朗语系的于阗语，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不少于阗语所书写的佛教经典，现存的有《金刚般若经》、《金光明经》、《大乘无量寿经》、《一百五十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等。
七、高昌
位于现在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汉时称为车师前国，晋时称为高昌郡。曾经一度独立为高昌国，后被唐太宗征服，称为西州。安史之乱以后，归附回纥，后再度归属中国，是一大佛教中心。
在车师前国的时代，佛教已经流行于高昌。公元四世纪下半叶，佛教正式成为国教，以大乘教法为主。《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高昌沙门法众曾经应北凉的沮渠蒙逊之请，在北凉都城张掖译出《方等檀特陀罗尼经》四卷。北凉沮渠蒙逊遣使高昌求取《大般涅槃经》的胡本，由昙无谶译出。然而，昙无谶感慨此经的品数不足，乃发愿寻得完足的经本。到南朝宋文帝之时，道场寺慧观奏请文帝派遣高昌沙门道普等十人，西行求取《涅槃经》后分，道普行至长广郡涉水，船破伤足，死于外地。临终之时，道普感叹《涅槃经》后分与宋地无缘。
公元六世纪时，高昌王派遣慧嵩等，随使入北魏研习梵学，专攻毗昙与成实之学，通究奥义，时人誉称为“毗昙孔子”，声名远播四海。高昌王三次征召他回国，慧嵩都不愿意，引起高昌王大怒，竟杀害他的父母、兄弟等族人。隋炀帝时，沙门慧乘奉炀帝之命，特为高昌王麴伯雅宣讲《金光明经》。升座讲经之时，国王布发于地，请慧乘以足踏之，王崇敬三宝的虔诚，由此可以想见。
唐代玄奘大师西游，途经高昌时，高昌王麴文泰尽礼款待，并恳请其永留高昌，以便终身供养，令全国上下都成为佛弟子。玄奘大师深感王的厚意，不过为了求取大法，誓必西行。国王再三固留，甚至下令守卫不准玄奘出城。玄奘大师无计可施，只好决意绝食，滴水不饮，如此三、四天之后，气脉微弱，国王大为恐慌，立即向大师忏悔谢罪，恳请大师在将来回程时，能够在高昌留住三年，国王愿效法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王护持佛陀一样供养玄奘。最后玄奘大师决定再停留一个月，为王宣讲《仁王般若经》。每到讲经之时，国王必定亲自执香，前来迎请，在引升法座时，国王还低身跪下，以背为凳，让玄奘登蹑座上。玄奘临告别时，国王为他制作法服三十具、棉帽裘毯、黄金百两、银钱三万、绫绢等五百匹、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作为玄奘西行往返二十年之用；并写了二十四封信函，分别送达龟兹等二十四国，每国一封，恳请各国协助法师顺利通行。出发之日，王与高僧、大臣、百姓等，列队送别，国王痛哭流涕，道俗四众也都悲不自胜。玄奘大师得以顺利到达印度，实因高昌王的大力帮助，而在当时西域各国中，高昌国也是崇法敬僧事迹最多的一国。
回纥族原本信仰回教，但移居高昌以后，也逐渐改信佛教。因此在佛教经典中，不少是译成回纥语的。十九世纪后，经多次考古探险，出土无数的佛像、佛画与梵语、胡语、回纥语的经典。著名的佛教遗迹，包括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贝沙克鲁克千佛洞、吐峪沟等，前二者是建造于地面上的伽蓝遗迹，贝沙克鲁克则为两群洞窟组成的石窟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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