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域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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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疏勒
疏勒，梵语Khāsa。又作沙勒、伽沙、佉沙、奇沙、室利讫栗多底。约当现在新疆的喀什噶尔，自西汉以来，就成为东西交通的北道枢纽。《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该国人民性情狂暴，民俗多诡诈，文字取自印度。公元三世纪左右，佛教已经传入这里，到唐朝初期，逐渐兴隆，以小乘教法为主。
公元四世纪时，鸠摩罗什曾在疏勒礼拜佛钵，并在此国留住一年，潜心诵习阿毗昙六足论、《增一阿含》，深达奥义，又为国王宣说《转法轮经》。国王对他崇敬有加，热心供养，国内的百姓也因而崇信佛法。五世纪初，后秦智猛则于该国见到佛陀的文石唾壶，东晋高僧法显也曾在此国见到佛牙塔。可见，疏勒国保有许多佛陀的遗物。
隋代达摩笈多来华途中，在该国为僧众宣讲《说破论》、《如实论》各二千偈。到玄奘西行之时，疏勒的小乘教僧众已增至一万多人，较法显时代增加十倍之多。此外，佛典中记载了许多有关疏勒的传说：有的说它是佛法隆盛的边国之一；有的认为疏勒的牛头山是菩萨的住处，或疏勒国是达摩波罗神的住处；或佛陀曾以该国付嘱发色天子、毕宿，或此处曾出现九十八佛。总之，从诸多不一而足的记载，以及佛钵、唾壶、佛牙等遗物来看，可以推知疏勒当年佛法兴盛的状况。
中唐以后，因回教徒入侵，在回教势力的统辖之下，疏勒佛教也因而断绝。现代在喀什噶尔附近仍保留有多处的佛教寺塔遗迹。
九、迦湿弥罗
迦湿弥罗（梵Kaśmira），又作羯湿弭罗国、迦叶弥罗国、箇失蜜国。位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地方的东北、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古国。约为现在的喀什米尔地区。中国汉朝时称为罽宾，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称为迦湿弥罗，到隋唐时代改称为迦毕试。据说，阿育王派遣末阐提到此地布教时，曾感化当地的蛮人龙族，使其解脱罪业；夜叉盘荼鬼的妻子及五百弟子也相继皈依佛法。当时信奉佛法的有八万人，僧侣有十万人。
犍陀罗国的迦腻色迦王曾在此地召集五百位高僧编纂《大毗婆沙论》，并镂镌经论于铜牒之上，再封存于石函中，建塔藏纳。相传，当时药叉神保卫迦湿弥罗，不让外道窃持该塔所藏的经论，如果有人想要学习，就必须在塔中受业。由此推知，迦湿弥罗的佛教，当时还处在保守的风气中。所以在公元二世纪末叶，西域诸国如月氏、安息、康居等地的高僧陆续来华译经传教，而号称佛教极盛的迦湿弥罗国反而迟至公元四世纪初期，尚无一人来华弘法。直到四世纪以后，迦湿弥罗国的佛教才逐渐开放，容许他国的沙门前来学习有部的教义。
佛图澄在东来中土以前，曾经前往迦湿弥罗修学佛法；鸠摩罗什也曾经到迦湿弥罗参学，师事盘头达多，研习小乘经典。后来罗什回到龟兹，宣扬大乘教法，远近驰名，盘头达多得知后，还以高龄之躯，不辞长途跋涉之苦，前往龟兹去会晤罗什，听闻大乘妙趣，因而回小向大。
当时，自迦湿弥罗来华从事译经的高僧有僧伽提婆、僧伽跋澄、佛陀耶舍、求那跋摩、佛陀多罗等。我国赴迦湿弥罗求法的有智猛、法勇、智严等数十人，或寻访圣迹，或修学禅法，或求取经典等，都直接促进了中迦佛教的交流。
迦湿弥罗国虽以小乘教法著称，但五世纪初期，由此地传来我国的经典，不少是属于大乘方等部的经典，可知迦湿弥罗在当时也弘传大乘经典。七世纪末，也有许多该国沙门来到中国翻译经典，如唐高宗时代的佛陀波利、日照等人先后来华，译出大小乘经典，而秘密教同时也很盛行。八世纪时，唐僧悟空由犍陀罗入迦湿弥罗，在此停留四年，学习小乘教。其时，当地有寺院三百余所，灵塔瑞像极多。九世纪以后，天息灾、继业也曾到过此国。十二、三世纪后，同样因回教徒入侵，一千五百年以来的佛教盛况，从此消声匿迹。
十、犍陀罗
犍陀罗（梵Gandhāra, Gāndhāra, Gandha-vati），又作健驼逻、乾陀卫。意译香行、香遍、香风。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犍陀罗国的领域，经常变迁，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它的都城在布色羯逻伐底，约在今天巴基斯坦白夏瓦东北之处。公元一世纪时，贵霜王朝兴起于印度北方，渐次扩张版图，并有喀布尔河一带。迦腻色迦王即位时，定都布路沙布逻，就是今天的白夏瓦地区。王去逝后，国势逐渐衰微，至寄多罗王，西迁至薄罗城，以王子留守东方。
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前后七、八百年间，佛教曾盛行于此国；阿育王派遣布教师到此布教，是佛教在犍陀罗的发端。此国原是上座部，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中心，但后来国内的僧众吸收了大众部的学风，因此大乘思想也曾风行一时。迦腻色迦王统辖广大的领土，当时犍陀罗是他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会的枢纽之地。国王后来皈依佛教，在都城广建寺塔，造立佛像，开启了著名的希腊式犍陀罗佛教艺术。
大致来说，犍陀罗属小乘有部教派，世友、法救、胁尊者等，都是犍陀罗有部的杰出论师。公元四、五世纪，世亲造《俱舍论》三十卷，这部论书将有部繁琐的教义予以整理、统一、批判，历来被视为有部学说集大成的论著。
世亲之兄无着，出家于犍陀罗国，先在化地部修学，后转赴东方，受教于一位罗汉，研习小乘空观，但仍不能满意，于是前往中印度学大乘空论，在阿逾闍国入禅定三昧，上升兜率天，会见弥勒菩萨，学习《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中边分别论》等大乘经义，回到人间后，为大众广说妙理，又教化其弟世亲皈依大乘。世亲回小向大后，专研大乘教法，遍历憍赏弥国等中印之地，宣扬大乘教，又作大乘论书百部，亲炙受教的弟子约有一千多人。
无着、世亲之时，犍陀罗也奉行大乘，但小乘教是主流。东晋的法显、宋云等人都曾到过此国，称道该国国民崇敬佛教，好读经典。宋云曾把在犍陀罗等地的见闻撰成《宋云行纪》。在宋云返回洛阳三十多年后，有犍陀罗国人闍那崛多来到长安，在四天王寺译出《金色仙人问经》二卷、《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重颂偈等三十九部。由此可见，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间，犍陀罗佛教与中国佛教间的来往交流已经逐渐受到重视。
自公元六世纪以后，佛教失去王室护持，后虽有突厥王一时再兴，然而到第十世纪，又为回教徒所迫，佛教终于绝迹。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犍陀罗国的疆域，东西约千余里，南北有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今印度河），都城名布路沙布逻，王族绝嗣，隶属迦毕试国，市井空荒，人烟稀少。可见国力曾鼎盛一时的犍陀罗国，在七世纪玄奘大师西行之时，不但已荒废没落，且已臣属于他国。
总括而言，西域佛教自公元前二、三世纪到公元四、五世纪之间，教派多属小乘，当时盛行小乘的有疏勒、罽宾、犍陀罗等国；至于大小乘思想混合，而仍以小乘为主流的有安息、康居、龟兹等国；主要盛行大乘的则有大月氏、高昌、于阗等国。四、五世纪以后，犍陀罗因无着、世亲二位大乘论师的出世，大乘佛教遂有流行北印度的趋势。
随着佛教的流布，佛塔、雕刻、绘画等佛教艺术也因而发达，佛像多以泥土、漆灰为原料，佛画以壁画为主，样式则多为融合希腊、罗马、波斯、大夏、印度等风格的犍陀罗艺术，此外还有回纥式、喇嘛式等。七世纪以后，中国美术色彩渐浓，遗物多见于吐鲁番一带。至于取材范围，佛像主要有佛陀及观音、文殊等菩萨，绘画以《贤愚经》、《六度集经》的故事为对象。经典的编纂、书写、翻译也极盛行，仅高昌、于阗二地，就发现了中阿含、般若、秘密等二十余种。
隋唐之际，穆罕默德在大食创立回教，由于用武力传教，马蹄所到之处，佛教尽为所灭，安息、大月氏、康居、迦湿弥罗、犍陀罗、疏勒、于阗、龟兹、高昌等各国的佛教，从三国时代到明代之间，先后被祆教、回教侵略吞并，西域佛教也因而从此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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