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域的兴衰｜之②

二、安息

安息国位于波斯（今伊朗），在大月氏的西部，西洋史上称为Parthia。都城在今天的但干（Damghan）一带。由于是阿尔萨克斯王（Arsakes）在公元前二五〇年左右所建，所以也称作阿尔萨克斯王朝，“安息”是它的音译名称。王朝最盛时，从印度河畔到美索不达米亚，都是安息国的领土。后来因为和古罗马帝国发生战争，加上内乱频仍，就在公元二二六年被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所灭。但是部分的安息人往东窜逃，移居到阿姆河以东之地，历史上仍称它为安息，只是国力已大不如前，一直到隋朝之时才完全灭绝。

安息国的地理位置，正好位在东西贸易交通的要道，与我国丝织品的贸易非常频繁。中国所产的绢布缯彩，一向受到欧洲人，尤其是罗马人所珍爱，但中国的绢绸要输入欧洲，必须经过印度和安息，由于安息人想要垄断东方贸易，经常从中阻挠，争端不断。除了贸易之外，安息也是四方国情交换的要冲，这是因为安息人常常行商于四方，自然见闻广博，渐渐的，安息就成为思想及文化交流的媒介。

安息国本来流行祆教，但因领土深入印度西北，和印度内地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大约在大月氏贵霜王朝建立时，安息国人也开始信仰佛教。安息国主要流行小乘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教义。在安息领土的遗址，就是现在的阿富汗西部，靠近古印度犍陀罗的地区，曾经发现公元一、二世纪的佛塔遗址，足见当时佛教弘传的事实。

在东汉末年来到中国，并对中国佛教有巨大贡献的安世高，就是一位安息王子。之后，也是安息人的安玄，曾在汉灵帝时，来到洛阳译经。安息被萨珊王朝灭亡后，当地恢复流行祆教，佛教在安息失去维护，这时大约是中国的魏晋之际，不少安息的高僧大德来到中国，如曹魏时的昙无谛，西晋时的安法钦、安法贤等，相继来华译经。所译出的经典，包括大小乘经典，广涉经、律、论三藏。由此可知，在东汉、三国之际，安息国所流行的经典，应该兼含大小乘经典，大乘经中，以方等部为主，华严部次之，这是因为安息佛教原本就与大月氏属同一系统。

移居到阿姆河之后的安息国，不知何时才恢复佛教信仰的，但从《续高僧传》卷十一可以推知，约在公元五世纪末，安息已经再度复兴佛教了。高僧传所记载的嘉祥大师，也就是三论宗集大成的吉藏，在梁武帝太清三年（五四九）生于金陵，他的祖父是安息人，因避仇来到中国，世代都是佛教徒。根据这个记载，吉藏的祖父还居留在安息国时，应当是在五世纪末叶，因而可以确知当时的安息国已经恢复佛教信仰。

三、康居

在安息西北方、大月氏北方的国家是康居。康居与大月氏同是土耳其系的游牧民族。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Kirgiz）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

康居人擅长经商，常常到各地去进行贸易，往返于中亚全境，因此康居也成为中亚各国交换国情及传播文化的媒介站。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夏时，康居还是一个弱小之国，经常派遣质子来华，并且经常贡献礼品。

佛教是在何时传入康居的，目前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研判，不过可以确定，在公元二世纪时，佛教已经非常盛行。从东汉末年到东晋之际，康居已经有不少的译经僧来到汉土，例如康巨、康孟详、康僧铠、康僧会等沙门；他们当中，有的自己就是康居人，有的是祖先为康居人。由于康居国与大月氏、安息国，都属于中亚地区民族，因此由康居国传入中国的佛教，多半都是方等部、宝积部等的大乘经典，原始佛教经典方面则为阿含部。大致而言，康居国所流行的经典，与大月氏是大同小异的。

四、敦煌

敦煌，又作燉煌、墩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自汉代以来，此地就是我国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要冲，聚集各种民族，文化风俗复杂，佛教早已在此传播，高僧辈出，译经僧历来也是不计其数。例如被当代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的竺法乘，前往西域求法的于道邃及东晋的单道开、竺昙猷，南朝萧齐的法颖、超辩，北魏的道韶，隋代的慧远等。又北凉昙无谶曾在此地译出《菩萨戒本》及《大般涅槃经》（北本）的后六品；刘宋时，昙摩蜜多也在此广开田亩，营建精舍，大力弘法。

敦煌在佛教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佛教艺术的辉煌成就。由于西域地带一出敦煌即为大漠，生死莫卜，商贾旅人往往祈佛庇佑，佛教因此从敦煌一带发展起来，这也是敦煌佛教艺术发达的原因。

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沙门乐僔云游四野，来到敦煌时，已是夜晚时分，想找个地方栖宿。突然发现三危山金光灿烂，像是千佛跃动。乐僔感动之余，发愿凿窟造像，使它成为真正的圣地，这是敦煌第一个石窟的营建。其后历代增凿营造，逐渐成为千余洞窟的大石窟群。如沙门法良、东阳王、唐代李广等，都相次镌凿，或营造洞窟，或雕琢佛龛，或修葺楼阁，或描造壁画等，石窟群范围包括安西县附近的榆林窟与小千佛洞、敦煌西南的西千佛洞。

一般称敦煌的千佛洞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是位于鸣沙山东麓的石窟群，又称莫高窟、千佛岩、雷音寺。经近代探险家发掘，清理查核，得知保存至今者有四九二窟，洞内的壁画计有四万五千多平方公尺，彩塑二千四百余尊。开凿的洞窟，最大的高达四十公尺，小的高不及一公尺。洞内造像均为泥质彩绘，有单身也有群像，最大的高三十三公尺，小的不过十公厘，多彩多姿，神态各异。壁画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主要是常见于龟兹石窟的本生、因缘故事和弥勒像。北魏前期的人物造型朴拙，面相肢体丰腴，神态恬静淡然，也与龟兹壁画无异。菩萨造像的衣冠服饰，保留有西域和印度的风尚，北魏晚期则转变为清秀飘逸的形像。壁画上不仅表现佛教思想，并反映中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建筑、艺术、婚丧嫁娶等现象，艺术成就极高。

西千佛洞开凿在党河崖壁的北侧，北朝晚期开始兴建，以后历代都有兴修。现存洞窟十九个，自西向东排列，窟顶是平坦的戈壁滩。安西榆林窟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南约七十公里处，开凿于隋唐以前，现存洞窟四十一个，其中有一个洞窟绘有唐僧西行取经彩画，是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

各洞窟的形式，从早期附有修行小龛的型式渐转变为中央塔式、中心柱式、中央佛坛式等。隋唐以后，因为适应大幅经变的构图，中央后方为庄严肃穆的佛坛，四壁均绘满金碧辉煌的壁画，与现今佛寺内的殿堂型态已渐相近。

因为敦煌地处玉门砾岩带，地质虽不易自然崩坏，但也不宜雕刻，而中国古代的艺术巧匠融合周、汉的壁画技术与传统泥塑及夹纻塑法，形成风格特殊的“绘塑合一”的综合艺术。各洞窟中塑造佛像为主，天花藻井及四壁则绘满五彩缤纷的绘画，绘画作为塑像的延续，两者相互辉映，不仅使敦煌艺术大放异彩，对日后寺院壁画与塑造艺术也有倡导之功。

由于敦煌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地位，因而石窟艺术中反映了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相结合的特征。明代以后，由于航海发达，丝路骤衰，敦煌石窟遂鲜为世人所知。清代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 ，一说光绪二十五年），王圆箓道士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的宝库，敦煌之名始为世人所知。藏经洞内藏有从五世纪初晋代到十一世纪初宋代诸朝的经卷、文书、帛画、织绣、铜像等文物六万余件。经卷中除了佛经以外，另有道教经典，所使用的文字，除汉文之外，藏文、梵文、粟特文、古和阗文、回纥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占六分之一。此一发现，震惊国际，西方探险家陆续前来探查攫取。

首先到达敦煌者，为俄国的地质学者奥布杰夫（Vladimir Afanasievich Obruchev，1863~1956），他所窃走的古抄本与佛画，今存于列宁格勒的埃密达吉博物馆。光绪三十三年，英籍匈牙利人史坦因（Aurel Stein）也闻风而至。那时是史坦因第二度至中亚探险，他贿通王道士，私启石室，择其精要，廉价换取二百余包的古本经典与画像，计有古写经约三千卷及其他文卷等三千之数，运回伦敦。

一九四三年，国民政府特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宝物加以整理研究。一九五〇年，中共将该机构改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后又扩大为敦煌研究院，以期对敦煌石窟研究作更大的推展。像这种对敦煌文物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学、美术等的综合研究，或狭义对敦煌文献如藏书卷子的整理、解释、研究，就通称为“敦煌学”，在近代国际学术界蔚然成风，成为一门独立的显学。

近人据史坦因、伯希和等所搜得汇集成书者，有《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佚书》、《敦煌宝藏》等，都是前所未见的秘笈。载录群籍而成目录者，有由史坦因搜集的《敦煌汉文写本说明目录》（一九五七）、《敦煌西藏文写本目录》（一九六二），伯希和搜集的《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九五〇 ～一九六一）、《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一九七〇 ），王重民所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九六二），由苏俄搜集的《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一九六三～一九六七），日本龙谷大学的《龙大所藏敦煌古写经现存目录》（一九五八），大谷大学的《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一九六四～一九七二）等。

近年苏俄公布所藏卷子目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也印行所藏全部卷子。中国与日本少数收藏家亦有私人珍藏的情形。凡此种种敦煌文献的发现，无不具珍贵的学术价值，是治中古学术史及佛教史学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