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尘 经 典◆
“ 如 是 我 闻 ”
佛典流转
文|希维亚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像我一样,不时地好奇我们读的佛经是释迦牟尼佛亲笔写的吗?如果不是,
那是怎么来的?释迦牟尼佛是印度人,最初的佛经也是用印度文写的吗?世界上除了中文佛典外,
一定还有许多不同语言的佛典。这些佛典是怎么保留和流传的?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像我一样,不时地好奇我们读的佛经是释迦牟尼佛亲笔写的吗?如果不是,那是怎么来的?释迦牟尼佛是印度人,最初的佛经也是用印度文写的吗?世界上除了中文佛典外,一定还有许多不同语言的佛典。这些佛典是怎么保留和流传的?在 21世纪的今天,在佛典的流转上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作法?….这篇文章不比学术论文的严谨周密,只是收集了一些轶事趣闻,方便读者在茶余饭后对佛典相关的历史和现状有更多的了解。
|佛典的起源
在佛教传世二千五百年间,经典的流传大体上经过了背诵、书写、印刷三个时代。印度民族是惯于记忆的。他们最初结集三藏时,只是通过问答的形式,把佛所说的教法编成简短的语句,以便佛弟子们能够共同背诵而已。其后才有书写流传的作法。
梵文称作Tripitaka的大藏经,共分为 经藏、律藏、论藏三种类别,所有又称为三藏大藏经其实并不是佛陀在世期间(公元前5世纪末期)撰写记录下来的,而是在公元前1世纪才开始集结出来的。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这些佛典的保存和流通全靠世世代代的出家众的念诵与熟记。这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但大藏经的起源大致如下:
大约释迦牟尼佛入灭后三个月(公元前480年),500位佛陀的弟子在如今印度北部的王舍城(Rajagaha)聚集,称之为“第一次结集”。这次聚会的目的是讨论佛陀的法教以及保存之道。在这场由摩诃迦叶(大迦叶)尊者召集的大会上,由持戒第一的优波离尊者覆诵他所记得的比丘和比丘尼戒律,由记忆第一的阿难尊者覆诵他所记得的佛陀教法,在经由全体500名僧众的讨论,而成为公认版本的律藏与经藏。阿难尊者在覆诵佛陀教法前,总是加上一句“如是我闻”,指得是他是这么听到的,而形成现今佛经的惯例。
在律藏里,除了记载了比丘与比丘尼的戒律与行为规范外,还解释了当时佛陀立下这些规矩的背景原因。借此我们得以一瞥当时僧团的生活状态。
在经藏中,记录了阿难尊者覆诵出佛陀与弟子间数以万计的讨论与教授。在上座部的佛典重,根据巴利圣典,经藏共分五部: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其中“小部”的一部分是在第三次集结才纳入大藏经的。
佛灭百年后,因毘舍离比丘乞讨金钱等的行为,耶舍长老发起,七百比丘在毗舍离进行第二次结集,主要以保持戒律的严格执行。在史料中并没有在这次集结中合诵经典的记录。
在佛灭后约235年前后(约公元前250年左右),举行了第三次集结,来平息僧伽纷争与论证佛典的歧义。在这次的集结上大藏经形成现今的样貌。除了之前提到经藏中部分“小部”的经典被纳集进来,包含解释与分析佛典诸多论述的论藏也在这次的集结整理出来。此时佛教已由原始佛教进入部派佛教,并随着部派的分裂,对教理和戒律产生种种的异说和诤论,各个有力的部派都成立各自的论典,于是在二、三百年间,分初、中、后三期,完成了阿毗达磨论典七部。部派佛教完成论藏,三藏典籍至此完全成立。
这次的集结由阿育王召集在华氏城举行。当时有大量外道为了供养混入佛教,比丘僧伽不同他们一起举行布萨会和自恣会,因此阿育王园寺(鸡园寺)七年没有举行布萨会。阿育王请回目犍连子帝须尊者平息诤论举行布萨会。在阿育王遣散所有外道之后,帝须尊者举行布萨会,此后选取了一千位通达三藏的阿罗汉进行合诵,合诵历时九个月完成。
除了三藏典籍至此完成外,第三次集结最重要成果是派遣了精通佛陀的法与律并默记于心的僧侣到九个不同的国家去传教,其中包括:斯里兰卡、迦湿弥罗-健驮逻(Kasmira-Gandhara)、麦索尔(Mysole)、喜马拉雅山边萨特莱杰河上游)、瓦讷瓦西、金地(现属缅甸的孟族地区/泰国)…甚至希腊。
第四次结集,又称「阿卢寺结集」。约佛灭二百年时, 阿育王派其子摩哂陀尊者及僧团带了三藏入斯里兰卡。约公元前一世纪末,因为锡兰僧团中的长老有鉴于国内曾发生战乱,担心早期流传下来的教典散失,由以坤德帝沙长老为首的大寺派(又称为摩诃毗诃罗住部)的五百名长老,于斯里兰卡中部马特列地区的阿卢迦寺举行南传佛教历史上的第四次结集,会诵集结三藏教典,并以僧伽罗文字将经典写在贝叶上成书,首次将三藏集结成书面。
虽然由于古印度对历史的记载比较松散,关于佛典集结成册的经过也有多种版本,但可以确定的是佛典的纪录是经过历代大德反复论证与确认的。
|梵 文 佛 典
对于佛典为何在印度没有受到完善地保存的原因众说纷纭。内战、回教势力的入侵、印度民情对历史的不重视….都是可能的原因。Jaya Deva Singh教授甚至当年在他著作的《中观哲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Madhymika Philosophy》一书中提到:“大乘佛教的典籍在印度完全佚散。它们的译本仅以中文、日文和藏文存在。大乘佛教的文献绝大多数原来都是采用梵文或混合梵文的语言撰写。研究佛学的学者甚少怀疑世上还有梵文佛典的存在。”
1824年英国外交官Brian Hodgson在尼泊尔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典,而彻底颠覆欧洲学者与此之前对佛教的理解。这381卷经书的复印件被送往英法等地多所高等学府。在此之前梵文佛典的学术研究,因为原材料在历史过程中的佚散或毁灭,而几乎无法进行。
Suniti Kumar Chatterji博士写道:“尼泊尔人,特别是住在尼泊尔山谷里高度文明化的尼瓦人,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保留了梵文大乘佛教的抄本。同斯里兰卡对人类的贡献在于保存整部的巴利文上座部佛典,正如缅甸、柬埔寨,和泰国。类似地,尼泊尔人也对保存大乘佛教的梵文原典,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尼泊尔出土的梵文佛典中年代最久的一套现藏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约为公元1015年。目前不太能知道尼瓦人开始制作这种手绘的梵文佛典的具体年代;不过依目前的史献看来,大约在10世纪前后,当时由于佛教在印度的没落,一些佛教徒躲避打压,而迁徙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山谷的尼瓦人接纳了他们,也同时接受了他们的文化和宗教的传统。这两族人世代通婚的结果,造就了尼瓦佛教的产生。这种两股信仰与文化交融的现象大约出现在第9到13世纪之间;尼瓦人迄今都保留了抄写梵文经卷的传统。
目前传世的尼泊尔写本分成以下几种形式:
l 贝叶(棕榈叶)卷:软薄的贝叶极适合书写。早从第一世纪起,就被用作经书的抄写。为了运输方便与避免伤害,贝叶可以卷成小捆,装进小箱子里保存。光在尼泊尔的国家图书馆(National Archives of Nepal)里就收藏了1084卷的贝叶佛典。其中最古老的为公元1334年。
l Haritalika纸卷:指得是抄写在以雌黄处理过的纸的经卷。尼泊尔的手工纸一般是以一种当地的树皮为主要材料,它强韧、粗糙的表面方便雌黄的涂层。处理过的纸更耐用之外,还防蛀虫。
l Thyasaphu纸卷:折册式的佛典,特别适合在各种法会上使用。
l 卷轴
l 书册:多见于年代较近的经典,可能是参考外国书籍的产物。
美国加州的西来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于2003年成立了Digital Sanskrit Buddhist Canon (DSBC)电子化梵文大藏经计划,广受全球学者赞誉。2009年起该校与尼泊尔的一所佛教教育机构Nagarjuna Institute of Exact Methods 又成立了Rare Sanskrit Buddhist Manuscript Preservation Project(梵文佛典善本保存计划),目前已透过扫描来电子数据化了超过200册原由多所寺院和私人收藏的梵文佛典善本。关于该计划的详情,请参考http://www.dsbcproject.org/
|巴 利 文 佛 典
制作贝叶经之贝多罗叶以嫩叶为佳。树叶采下后先经水煮、晾干,使叶片变得柔韧不易断裂,再用粗木棒将叶片表层两面磨光。然后将叶子截成所需规格,每片叶子长约二英尺、宽约三英寸,或将一片裁成多片。在叶面中间穿一或二小孔,或在靠边穿一个孔,以备装订之用。穿孔后的贝叶即可以刻写,通常每面最多刻写七、八行,并于每一刻完之叶面边上刻上页码。用特别调制的墨水涂在叶面上,再将叶面擦拭干净。古代大乘经典的贝叶写本,都用笔尖沾上墨汁写出来的;南传佛教巴利经典的贝叶写本,则全都以铁笔刻上文字,涂上黑墨之后,再擦掉表面,让字体浮现出来。最后,以绳、棉线或似竹筷物穿过叶面上的孔,并用与贝叶一般大小的木质夹板为封面及封底固定,以免散乱而利于携带,中国称此装订形式为“梵筴(夹)装”。如此一部贝叶经就算完成了。
贝叶经本做工精细,规格统一,由于经本四边都涂上一层彩漆,抹上金粉,因而给人一种精湛、古朴、大方、美观之感。因它是用铁簪将文字刻写在贝叶上,并涂以颜料,不但字迹清晰,而且擦不掉抹不去。并且由于贝叶经过水煮等工艺特殊处理,可以防虫、防水、防变形,经久耐用。这也是贝叶经可以保存几百年上千年的原因。
贝叶经最早起源于印度,五至九世纪,锡兰多次派遣僧尼到东南亚地区传教,巴利三藏乃随之传入各国。目前在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国云南省傣、布朗、德昂等民族地区的佛教圈,都有巴利系佛典流传。依巴利佛典所使用的文字而言,计有僧伽罗文、泰文、缅甸文、高棉文、寮文、三种傣文、天城体梵文、拉丁文等八种文字音译的贝叶、纸写及排印的译本。另有日文译本《南传大藏经》六十五卷,以及巴利圣典协会( Pāli Text Society)出版的英译本。
此外,缅甸在明顿(Mindon)王朝时期(1852~1877),曾召开第五次圣典结集会议,将巴利三藏圣典刻在石块上。这些石块尚存于曼德里古托多(Kuthadaw)。1956年,缅甸为纪念释迦牟尼涅盘二千五百年,邀请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比丘,举行第六次唱诵结集会议,根据各种版本与第五次结集的校勘记,严密校勘巴利语三藏,印成迄今最完善的巴利语系大藏经。
巴利文圣典协会( Pāli Text Society)是保护巴利文佛典的重要组织,成立于1881年。创立人 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 George Turnour和 Robert Caesar Childers是英国当年派驻在锡兰(斯里兰卡旧称)的官员。在那个被外国文明管理、基督教兴盛的年代,佛教与巴利文研究在锡兰倍受压抑。但由于英国政府规定外派官员必须了解当地文化、历史和语言,他们三人就开始透过僧人开始他们的学习,而渐渐对佛教产生兴趣,进而成立这个组织来培养和推广巴利佛典的研习。多年下来编辑、翻译了大量的佛典、论述与辞典。1994年成立了贝叶计划(Fragile Palm Leaves project)之后,又在2001年在泰国成立了贝叶基金会( Fragile Palm Leaves Foundation)的非营利组织,其目标在于保存古老的佛教手稿,并将其透过复制而为世人所用。这个计划的收藏包括巴利文和其它数种东南亚语文,例如缅甸语、掸语(Shan)、泰国亢语(Tai Khun)、泰国傣仂语(Tai Lue)及缅甸孟语(Mon)等。欲进一步了解该组织的http://fpl.tusita.org/
|泰 文 佛 典
贝叶写本的巴利文原典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恐怕要算泰国皇家图书馆所藏的拉玛一世(1782~1809)和拉玛三世(1824~1851)所修订的皇室本贝叶三藏了。拉玛一世时修编的泰文字母三藏典籍,开始于1788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完成,前后共历时五月,参加这一工作的共有二百三十名硕学长老和三十名皇家学者,全部三藏共有贝叶三千五百六十八筴,包括律藏四十卷,经藏一百五十七卷,论藏五十六卷和巴利语词遍三十五卷。这次编定的全藏还抄出了两套副本作为僧侣考试和各寺院抄录之用。后来在拉玛三世执政时,又由当时的皇族高僧瓦吉罗讷那亲王(即拉玛四世)先后两次由锡兰借来了巴利圣典七十卷作参考,修订了拉玛一世本后,又抄录出七部保存。
|傣 文 佛 典
根据傣文文献《帕萨坦》的记载,早在佛陀涅盘前,佛教徒即以来到缅甸一带传播佛法。佛历419年(公元前115年),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首次派代表前往缅甸景腔和愿贡两地迎接佛牙和经书。由此书记载显示出贝叶经最早是从印度传来的。
由于西双版纳的傣族与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具有相同的族源(百越族群),又共同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其居住地域又山水相连,所以形成了一个东南亚贝叶文化圈。
傣族贝叶经除了记载佛教经典外,还囊括了傣族的天文历法、社会历史、哲学、法律、医药、科技等诸多内容,是傣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傣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着重要作用,被视为宝贵财富。傣族佛寺里一般都专门设有藏经阁保存贝叶经。
西双版纳发现的贝叶经,有巴利文本和傣文本。贝叶文化的成文经本,主要有叶质形和纸质形两种样式,是一种独特的佛经流传方式。
叶质形一类是真正的贝叶经,它是用民间制作的铁簪子刻写在经过特制的贝叶片上,其规格有每页四行式、五行式、六行式和八行式等4种,傣语分别称“兰戏”、“兰哈”、“兰贺”、“兰别”。前3种规格的贝叶经本最为普遍。
纸质形一类是指绵纸经书,傣语称为“薄嘎腊沙”。它是用野蕨杆削成的蕨笔蘸墨写在绵纸本上而成。其规格有宽面页式和连折迭式两种,其中以宽面页式最为普遍。
以上两类经书,由于数量众多,内容、涵义博大精深,因而才被誉为“别闷戏版康”(八万四千部),并在傣族史册上流芳千古。
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一带发现的傣文贝叶经约有四五千卷,其中登记造册的有二千余卷。但仍有大量流散于民间。为保护、利用这珍贵的文化遗产,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从1980年代开始派专人在当地的傣族村寨和佛寺四处收集散落民间的“贝叶经”,并在2001年开始将贝叶经进行编译、整理,。2002年,西双版纳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等共同合作,启动了“抢救树叶上的傣族文化”行动,启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贝叶经整理出版工程,并将陆续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贝叶经制作技艺已于2008年6月14日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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