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 尘 经 典 ◆
“ 如 是 我 闻 ”
佛典流转（二）
文｜希维亚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像我一样，不时地好奇我们读的佛经是释迦牟尼佛亲笔写的吗？如果不是，
那是怎么来的？释迦牟尼佛是印度人，最初的佛经也是用印度文写的吗？世界上除了中文佛典外，
一定还有许多不同语言的佛典。这些佛典是怎么保留和流传的？
｜中 文 佛 典
关于佛经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现在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佛经最早传入是在西汉末年的《浮屠经》。《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汉哀帝元寿元年为公元前二年。“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后世也译作“佛陀”。《浮屠经》主要在讲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
虽然当时传授《浮屠经》时采用的是以印度习惯的口授方式，但后来才依汉土的习惯笔录下来。这部佛经后来流传很广，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抄本。据学者考证，直到西晋时，《浮屠经》仍在流传。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编的《晋中经簿》中还有该经的记载。
现存的汉译大藏经，是自后汉（公元一世纪）以来，直接和间接从印度和西域各国输入写在贝叶上的各种佛经翻译过来的。自汉至隋唐，都靠写本流传。到了晚唐（九世纪时）才有佛经的刻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现存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所刻的《金刚经》木刻(现存大英博物馆)便是世界上一本最古的，并附有美丽版画的印刷佛经。
由于佛经的翻译越来越多，晋宋以后就产生了许多经录，记载历代佛经译本的卷数、译者、重译和异译等。在现存许多经录之中，以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最为精详。该书着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并用《千字文》来编号，每字一函（又称一帙），每函约收佛经十卷。《千字文》自「天」字至「英」字，共四百八十字，每字一函，合四百八十函。历代刻藏，相沿不改，使汉文大藏经的规模基本定型。
宋太祖开宝（968年-976年）四年敕令益州(今四川省)雕刻《开宝藏》，中国始有板印大藏经。《开宝藏》以也是以《开元释教录》目录为依据。后历代的大藏经，都以此《开宝藏》为基础。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
大约释迦牟尼佛入灭后三个月（公元前480年），500位佛陀的弟子在如今印度北部的王舍城（Rajagaha）聚集，称之为“第一次结集”。这次聚会的目的是讨论佛陀的法教以及保存之道。在这场由摩诃迦叶（大迦叶）尊者召集的大会上，由持戒第一的优波离尊者覆诵他所记得的比丘和比丘尼戒律，由记忆第一的阿难尊者覆诵他所记得的佛陀教法，在经由全体500名僧众的讨论，而成为公认版本的律藏与经藏。阿难尊者在覆诵佛陀教法前，总是加上一句“如是我闻”，指得是他是这么听到的，而形成现今佛经的惯例。
在律藏里，除了记载了比丘与比丘尼的戒律与行为规范外，还解释了当时佛陀立下这些规矩的背景原因。借此我们得以一瞥当时僧团的生活状态。
在经藏中，记录了阿难尊者覆诵出佛陀与弟子间数以万计的讨论与教授。在上座部的佛典重，根据巴利圣典，经藏共分五部：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其中“小部”的一部分是在第三次集结才纳入大藏经的。
佛灭百年后，因毘舍离比丘乞讨金钱等的行为，耶舍长老发起，七百比丘在毗舍离进行第二次结集，主要以保持戒律的严格执行。在史料中并没有在这次集结中合诵经典的记录。
在佛灭后约235年前后（约公元前250年左右），举行了第三次集结，来平息僧伽纷争与论证佛典的歧义。在这次的集结上大藏经形成现今的样貌。除了之前提到经藏中部分“小部”的经典被纳集进来，包含解释与分析佛典诸多论述的论藏也在这次的集结整理出来。此时佛教已由原始佛教进入部派佛教，并随着部派的分裂，对教理和戒律产生种种的异说和诤论，各个有力的部派都成立各自的论典，于是在二、三百年间，分初、中、后三期，完成了阿毗达磨论典七部。部派佛教完成论藏，三藏典籍至此完全成立。
元世祖至元六年（1278年），《普宁藏》刻于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收录佛经1430部，6010卷。明朝紫柏大师《径山藏·刻藏缘起》称元代曾刊刻十多种大藏经。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敕令在南京蒋山寺点校开刻大藏经，至洪武三十一年雕板圆满，历时27年。名《洪武南藏》。全藏收经1600部，7000余卷，分作678函。
清乾隆版《大藏经》（乾隆大藏经）史称《龙藏》。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竣工。全藏724函。全部经版有79036块。
近代比较完备的汉文大藏经《大正藏》，全名《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13年(1924年)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在1934年印行，85函，共收集13520卷。80634页。
由于近代又发现了大量敦煌手抄经卷，1984年开始出版的由任继愈主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内容多于历代藏经。1997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全部106册。收集了经籍约4200余种，23000余卷，约一亿多字。
2014年稍早钦哲基金会(khyentsefoundation.org)和台湾的法鼓佛教学院（www.ddbc.edu.tw/en/）发布新闻，决定合作将藏文甘珠尔翻译成中文，并开展「藏传佛典汉译暨翻译人才培训计划」。法鼓佛教学院表示，以现存藏传、梵本佛典，可以弥补汉传佛典缺佚的部份，丰富活化人类宝贵的文化资产。身为藏族并主持该项计划的苏南望杰教授，提到许多人认定显密有别，无须再汉译藏传佛典，但西藏译师与印度本地之交流直至佛教晚期尚在持续进行且相当活跃，两地接触时间更为长远。因此即使划开藏传中的密典，仍有上千部的经典为汉传经、疏所无，非常值得译出。而且藏译和汉译的同一部经在内容上有时有出入。我个人实在非常期待见到这个项目的成果。
《金刚经》里写着：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在许多佛典中也都有阐明抄写佛经的功德。故在中国自史以来对佛经抄写有着莫大的兴趣。除了自己写，历代从僧俗到帝王将相还请人书写佛经。《隋书经籍志》载：“开皇元年(581年)普诏天下营造经像……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至于民间写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这种大量书写佛经的需求导致具有书法功力的知识分子成为书写手，书写手行业兴隆。书写佛经等同禅修、诵经的修持生活，也成了汉传佛教僧侣的一大特色。并由书写佛经扩大到摩崖刻经、碑石刻经，研究书法等等。
北宋(968年)开雕《开宝大藏经》以前的1000多年，单行本佛经及约7000卷大藏经都是以精美书法的手写本流通。书写佛经蔚为风尚的时光长达1000多年。以后虽然印刷业发达，但书写佛经仍因修福、供养而流传不绝，直至今日。现代高僧弘一法师以书法艺术书写佛经，现已发现的就有27种。
《肇论》作者僧肇大师(384-414年)未出家时，因家贫，少年时就成为代人抄书的书写手。他在抄写佛经时被教义震撼，16岁的他出家成为鸠摩罗什译经大师在东土的最初弟子，鸠摩大师门徒“十哲”、“八俊”、“四圣”中僧肇都占有一席。
书圣王羲之七世孙，南朝陈代高僧，书法家智永大师亲自书写真草《千字文》(此是集王羲之千字)800本，送浙东每座寺院一本。这可不是送寺院收藏，而是让僧人临帖练字，以书圣精美书体书写佛经。以此可知，古代僧侣个个都必须苦练中华书法。
摩崖书法刻经是从北魏(386年)开始，佛教僧侣运用中华书法在山崖露出的岩石上刊刻经文，以求教法与天地共存。其中特别著名的有：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以如隶如楷的书体演示经文空意。磁州南响堂山《文殊般若经》以楷法作录，间以篆意的书体。
房山石经(共计14510余块经碑)是从隋朝到明朝共1000多年，佛教僧侣运用书法刊刻石经的又一杰作。隋代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知苑、智苑、净琬）痛感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毁灭佛教、道教事件，因恐佛经毁灭失传，乃决意继承其师南岳慧思之遗愿，遂于大业年间（605～617），在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弟萧瑀协助下，带领弟子发愿在房山云居寺刊刻石经。于房山山麓开凿岩洞，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历经隋、唐、辽、金、明五个朝代，前后达千余年始完成，以保存佛教经典正法永留世间。
房山石经存于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山在云居寺东，故又称东峰。高约500公尺，开凿九洞，分上下二层。下层二洞，上层七洞，以雷音洞为中心。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原作经堂，称石经堂，有石户可启闭。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户熔铁锢封。至辽金时，又于山下云居寺西南隅开辟地穴二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塔镇之，称压经塔。在二次大战期间，日军虽然在房山附近空袭轰炸多次，但仍不损于石窟中石经的安全。
宏大的愿力，艰苦卓绝的奋斗，佛教僧侣不但保存了3480余卷经典，而且对研究各个时期的佛教、社会经济、文化、文字、职官、雕刻及石刻艺术提供珍贵数据，此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公认。19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期间，中国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安排他参观房山石经。他透过翻译对周总理表示：有鉴于印度许多佛典都已散失，他愿用等重的黄金，换取等重的石经。周总理以“黄金有价，石经无价”婉言拒绝。
自元以至近代分别在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奈塘，甘肃的卓尼，四川的德格，北京，都有过多次刻本。西藏文大藏经的内容约十分之八是汉文藏经中所没有的，特别是密教部分。清代还将西藏文佛典译为蒙文、满文，刻成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这种藏经流传稀少，甚为名贵。
早在1703年，德格土司就已出资雕刻经板、印刷经书了，每年用藏纸约50万张，除1958年至1979年间中断了20年外，印经历史接近300年。德格印经院许多经文和画像的用纸，是德格印经院用传统手工方法自制出来的。造纸原料十分独特，是一种叫“阿胶如交”的藏药材——瑞香狼毒草的根须，含微毒。制作技艺属于浇纸法系统，独具特色。制成的德格纸，色微黄，较粗较厚，吸墨性能好，重量轻，久藏不坏，韧性好，不易碎，还可防虫蛀、鼠啮。德格印经院的经版选用红桦木为原材料，微火烤脱水后在畜粪堆沤数月，再取出水煮，烘干，刨平，然后才能在上面雕刻文字或画图。印经院的经版文字雕刻很深，而且书法十分优美，适合反复印刷，在印制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技艺。
成立于1999年的藏传佛教资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TBRC）应该是现今在藏文佛典的收集、保存、归类和流传上最为全面的组织。这个结合学术与科技的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是一位美籍藏文博士琴恩·史密斯（Gene Smith）。
在1960年代初期为了不想被征召去越南当兵，琴恩进入华盛顿大学攻读藏文博士学位，也与德松仁波切（Deshung Rinpoche）结缘，而开始接触佛法，从学术角度的研究而逐渐成为一个修行人。在1964年，德松仁波切鼓励琴恩到印度去学习，并要求他开始找寻收集佛典，为重拾1959年西藏事件后支离破碎的藏族文化进一份力。
带着当时许多伟大仁波切的介绍信，琴恩穿梭于流离在印度的藏人区里找寻收集被带出去的佛典。4年之后，琴恩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驻德里办事处工作。当年美国在当地推动的480公法食物援助方案：用印度拿来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卢比，来资助当地文化人文项目。琴恩借此资助超过8000部的藏文佛典的复印。大多数这些佛典都是流亡难民偷偷夹带出来木刻版或手写版的经典。复印本除了提供给藏族的俗僧众外，还分赠全美20多家高等学府。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琴恩又透过各种关系在藏区收集佛典。但琴恩知道光是收集着这些字迹模糊、纸张脆弱的佛典是不够的。1999年在一位前戴尔计算机工程师的协助下，琴恩成立了藏传佛教资源中心，开始了这些佛典的数字化工程。截至2013年至该中心已扫描了17,000册佛典、输入超过50万笔的人名、地名等的注释。他们的网站每天有超过5000人造访，查阅与下载数据。他们并将存放了完整数据库的硬盘分赠各大学、佛学院与寺庙。
更令人动容的是在2011年藏传佛教资源中心将琴恩毕身收集到的12,000册佛典，捐给在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这12,000册佛典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的私人藏文佛典收藏，其中相当多是孤本。琴恩在世时，一直希望让这些佛典回到原来的土地上，让更多的藏族人民可以接触到历史的传承，并看中西南民族大学在藏学上杰出的研究，而做出慷慨的捐赠。藏传佛教资源中心并出资在该大学的图书馆聘雇4名员工，专职负责更多佛典的数字化，并鼓励藏区的寺庙或个人借出佛典收藏，以供扫描。更多关于该中心在收集、保存与流传藏文佛典的进展，请访问www.tbrc.org
｜英 文 佛 典
佛教与西方的接触从数千年前就开始了。在公元前327-326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中亚后，打算进军印度的前后就，开始记载上西方文明与佛教的首次接触。自此佛教就从印度透过中亚，传至欧洲。早期的佛像都有很强烈的希腊雕塑的印象。在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232年）传播佛教的脚步到了希腊，甚至地中海地区。在17世纪时，信奉金刚乘的蒙古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最东侧还建立了一个在欧洲唯一的一个佛教国家-卡尔梅克（Kalmykia）。
到了19世纪时，由于西方传教士在东方的传教，佛教又再度被西方学者关注。1879年爱德华·阿诺爵士（Sir Edwin Arnold）叙述佛陀生平的诗篇《亚洲之光Light of Asia》，成为畅销书，再版80次，卖了超过50万册。其他还有多位欧美的哲学家对佛教产生莫大的学术兴趣。如《湖滨散记》的作者，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于1844年在Dial杂志，发表他从法文翻译成英文的妙法莲华经的一个章节。到了19世纪末期，佛教才开始被学术圈外的人群注意到，也开始出现西方的信徒。如1875年前后首位高调转为佛教徒的欧美人士——神智学协会（Theosophical Society）的创始人海伦娜·布拉瓦茨基、亨利·斯太尔·奥尔科特与威廉·关·贾奇等。
20世纪初随着从中国移民去美国的铁路工人以及之后的日本移民，佛教也被带入了美国。1932年戈达德(Dwight Goddard)在铃木大拙的指导下翻译楞伽经成英文。戈达德原是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在中国接触禅宗后，在日本住了一年。回到美国后积极地在美国推广佛教。
但真正大规模开展，要等到二次大战之后当自从禅宗于1970年代以及金刚乘于1980年代开始进入西方主流文化，现今佛教弘扬在西方国家已有长足的发展。据WIKIPEDIA的资料，在美国已约有600万佛教徒，在法国约有100万，德国89万，英国76万，且西方的佛教徒人口逐年增加；而佛经翻译成英文的比例只有个位数字。这数百万的西方佛弟子都无法直接接触到佛陀的话语，必须凭借他人的论述来领略佛法，对他们的修行造成不小的障碍。
在从中文将佛经翻译成英文的部分，一直是宣化上人的法界佛教总会努力的方向。译经是宣化上人一生三大愿之一。自1968年起，宣公上人逐渐实现将三藏十二部译成西方文字语言的宏愿，当时位于旧金山的佛教讲堂就是译场，每天讲经之后，弟子们将当天所讲的翻译成英文。1973年，宣公上人另择址于旧金山华盛顿街，成立「译经院」；1977年，并入法界佛教大学，成为「国际译经学院」。1990年，上人在旧金山南边的柏林根市，扩大成立国际译经学院总部，但万佛圣城仍进行许多译经的工作。他们的网址为：www.bttsonline.org/
从藏文将佛经翻译成英文的部分，一直以来都有许多大德、佛学院和翻译组织在从事。直到2009年三月在印度一场广邀全球佛学翻译专家、学者及宗师的研讨会，用以讨论佛典翻译的现况、问题、展望，更重要的是制订出翻译的准则与标准。在会后，组织成立了《八万四千，佛典传译》，更积极、更有组织地在进行把整部藏传《大藏经》翻成现代语言的计划。目前第一部分先将重心放在英文佛典的部分。
自2010年成立以来，翻译工作已如火如荼地展开。-目前，该计划资助153位翻译，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藏经》翻译工作。进行中与已完成的英译经典已有140部或18,089页（超过《甘珠尔》的25％）。十七部已完成的经典（藏文764页）目前都已发布在84000在线阅览室，免费供世人阅读或下载。
为了要让更多现代人有机会亲近佛陀法语，【八万四千·佛典传译》在其网站上建立了一个线上阅览室(read.84000.co)，运用现代科技流通翻译好的佛典。拜科技之赐，所有有心研修佛法的人，就能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阅读佛典。此外，84000.co/ch也建立了一个互动的词汇表，其中将包含英文、梵文、及藏文的用词、地方和人名等及它的含义，并且会将它交叉连结，当你点击某个词汇时，就会看到它在整部大藏经所有的出处，方便读者比较该词汇的翻译和使用。84000.co/ch
佛陀曾说:
于我灭后五百年，
我以经文示现前，
将其视与我不二，
并以等同尊重之。
因为教导我们的是佛的语，不是佛的身和意。佛的语才能确保佛法的延续，所以佛典的翻译与流传是佛法存续的重要基石。古今中外这么多的先贤深刻的理解这个道理，所以才不畏艰辛地投入翻译、保存、流转佛典的工作，让2500年后的我们还有辛能够亲近佛法，不再糊涂地在轮回里随着业风飘荡。感怀先人费尽辛苦替我们保留下来佛陀珍贵的法教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该为后世子孙尽一份力，让佛典得到更好的流传、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有缘亲近佛法呢？当代有相当多的组织借助于科技的进步，将佛典的翻译、保存与流转带进新的纪元。这些工作不光是心里随喜就好，在许多地方也需要我们出钱出力地护持，才能够更稳健地开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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